郑北辰的传奇人生

2017-12-22

           

四川省苍溪中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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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苍溪中学网站上,有如此记载:“安征夫、李少华、赵文佐、石育真、郑北辰(为民族解放事业而光荣献身的革命先烈)”。实际上,郑北辰没有牺牲,他不是“烈士”。


       

1933年参加红军不久,郑枢(郑北辰在苍溪中学担任美术教员的名字)牺牲的消息,很快就传到家乡,传到了苍中校,让他的家人痛不欲生。

自此,家人为他立了牌位,逢年过节,为他燃香、点烛、烧纸,祭奠“亡灵”。直到1975年,这位“烈士”——在死亡线上无数次挣扎出来的郑北辰(郑枢),回到阔别40余年的土大山的家中,原配妻子严秀德,看到一个活着的郑枢降临家中,若不是白天,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“不是说你牺牲了吗?”“怎么活着回来啦?!”……

   

郑北辰:原名郑天魁(习惯读音:dǒu),又名郑枢,别名星垣、奠、重生、千里等,四川省苍溪县(现属阆中市)人,生于1908年2月25日。他读书期间的名字叫郑天魁,早期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和影响。1924年夏,他在苍溪县国民师范读书期间,便和同学们一起组织“读书会”“同学会”,开展各项进步活动。

1927年,“三·三一”事件爆发后不久,郑天魁到重庆,报考了西南美术专门学校(简称西南美专、美专校)。在校期间,地下党员张泽厚、陆相贤、熊曼兮(熊曼合)等老师,成为他接受新思想新事物的传播者、走向革命道路的引导者。

   

1929年,他在校参加了反帝大同盟,同年加入地下共产党,积极从事党的秘密活动,引起国民党重庆当局的注意和跟踪。公安当局派出大批侦探、巡警和公安队伍,联合驻军士兵,于1929年11月9日夜,分赴“西南美专”“西南学院”进行搜捕,共抓捕嫌疑师生20余人。

郑天魁在抓捕之前,接到地下党及时通报,迅即逃离重庆,虎口脱险,躲过一劫。

   

1930年,潜回家乡隐蔽一段时间后的郑天魁,经人介绍,改名郑枢,到苍溪县立中学,安筱邨校长安排他担任美术教员。不久,他与学校的地下党取得了联系。1931年,与(中)南(部)中心县委的周德钧、李维海、项治平(项志平)、于江震(余岱生)、赵鲁平(赵文治)、陈子谦等同志取得了联系。

那时,郑枢、邹德涵、青良、李蕴璞等(外地加入地下党的)老师,虽然被学校地下党拒之门外,但郑枢可以参加阆南中心县委开展的秘密活动。所以,郑枢有着“特别党员”的身份。

   

1932年初,郑枢以他参与组织领导的农协会员为基础,先是组织武工队,后是组织游击队。1933年4月22日(农历3月28日),他参与组织和领导了“三堆石武装暴动”(武装起义),打起了“中国工农红军三堆石游击大队”的旗帜。

此后,队伍不断壮大,由独立连到独立营,由独立营到独立团,成为苍溪最大的一支游击队武装。成员2000余人,拥有长短枪500余支。红30军派来一位“麻子”任团长,余岱生(阆南中心县委书记于江震的化名)任政委,郑枢管全面工作(任参谋长)。并建立了苏维埃红色政权。此后,又扩编成三个独立团。同年秋,郑枢带领三个团的游击队武装,参加了红军,编配了两个整建制团给红30军,即88、89师的264、265团,其余人员编配到88、89师的其它部队中。

在郑枢(郑北辰)老师的影响和带动下,苍中校的许多学生,也纷纷投入革命。如:学生安文茀(安征夫)、李承先、罗茂修(罗懋修)、赵文轩、李少华、陈运章、石育真(石玉贞)、赵成佐、赵成模(赵维均)、王相才(王子)、孟海先、孟知先、罗青长、李开湘、车越新、罗智修、郑兴邦等数十名同学,都先后参加了红军。

其中,一部分同学在战场上牺牲,大部分同学被张国焘在肃反中当做“投机分子”“反革命分子”残酷杀害。在红军队伍里,走到新中国胜利的,除了郑枢老师这位“烈士”,只有罗青长、李开湘两位学生了。

   

1934年9月底,郑枢到川陕革命根据地,先到通江县川陕省委高级干部学校学习。10月,经川陕省委常委会讨论,确认郑枢这位“特别党员”为正式党员。学习结束后,到川陕省文化委员会任总秘书长。不久,省文化委员会主席罗世文被张国焘关押。川陕省委决定:由郑枢“代理省文化委员会主席”。

同年12月,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结束的当天晚上,郑枢遭张国焘陷害,被逮捕关押。指责他和罗世文、何柳华(廖承志)是“混入革命队伍的投机分子、反革命分子”“三人阴谋团伙”。对郑枢用尽各种严刑拷打、威逼利诱等手段,逼迫他揭发罗世文、何柳华(廖承志)“是混进革命队伍里的反革命分子”。郑枢同张国焘一伙人进行坚决斗争,遭受着酷刑和死亡威胁,多次被拉去陪绑刑场,险遭杀害。

   

1935年2月,红四方面军撤出川陕根据地,开始战略转移。郑枢(郑北辰)和罗志文、何柳华(廖承志)、曾中生、朱光、徐以新、李春等数十名红军“囚犯”,一起戴枷长征,三过雪山草地。他们白天负重行军,抬担架、背设备,晚上被关押起来,还要写标语、刻蜡版等。这些“囚犯”,成为红军队伍中的特殊群体。

直到1936年7月,红二、四方面军甘孜会师,在任弼时、林育英(化名张)等同志和共产国际的干预,才停止了张国焘的滥杀行为。10月,红军第一、二、四方面军会宁会师后,他们才彻底解放,获得自由。

   


长征会师后,郑枢跟随西路军征战河西走廊。1937年3月,西路军兵败祁连山,他在下山执行侦察任务返回途中,被马匪军围捕。同年夏,他秘密组织40多名被俘人员成功脱逃,死里逃生。

同年秋,他流落到榆中县陆家崖,私塾先生陆炳臣收留了他。在此,他改名郑北辰。一边养伤,一边帮工劳动。不久,和榆中县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,便积极参加地下党的秘密活动。他是一颗革命的火种,在榆中生根、发芽、开花、结果,成为榆中地区革命的一位传播者和影响者。

在他的帮助下,榆中县地下党很快建立了有150多支枪械的革命武装——抗日支援队。后来,这些队伍成员,有的送到抗大学习,有的奔赴抗日战场。郑北辰的事迹,深深地印在榆中县人民的心中。

   

1938年5月,他辗转去到延安,参加抗大第四期学习,后留校任干事、股长。1938年底,调任抗大二分校民运科长、保卫科长并兼任教员,后任校直属政治部主任、书记。1942年1月,任晋察冀军区第十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、党委书记,地委常委;1944年10月,任冀察军区后勤部政委。

   

1945 年,日本投降后,任张家口军管会政治委员。1946年9月,调任东北呼伦贝尔保安司令员、地工委书记、公安总局长等职。1947年12月,调七纵队四十四军任军直属政治部主任、党委书记兼民运部长。参加解放四平、锦州战役。

此后,他率领先遣部队,参加解放唐山的战斗和平津战役。部队南下时,再率先遣部队打先锋,跨黄河,渡长江。在掌握敌情、跟踪追击、交通联络、解决大部队粮食征购、前进宿营、战胜洪水、配合大部队追歼白崇禧部队、向华南进军的作战中,郑北辰做出了突出贡献,被通令嘉奖。1949年9月,部队到达南昌,调任第十五兵团保卫部长。

   

解放后,1950年从部队转业,任广州市公安局(即中南局公安部)秘书长。1951年1月,任广州市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,主持检察署全面工作多年。1953年12月,任广州市人民政府政法委员会委员。1955年3月,调任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副检察长(主持检察院工作)。1956年,参加中央党校学习一年。1957年8月,调任吉林省司法厅厅长(未到任,即被打成“极右分子”,开除党籍,下放农场劳动改造)。1959年,摘掉“极右”帽子,降职到广东省农科院工作。1968年,“文革”期间再遭迫害,被打成“反革命分子”,关进监狱,身心受到极大摧残。1972年3月,无罪释放回家。

   

1979年4月,为他平反昭雪,恢复名誉,恢复党籍,恢复行政级别和待遇等。1988年3月9日,在广州逝世,终年81岁。